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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28:屠刀不泯革命志

        ——中國共產黨在白色恐怖下的堅持與探索

        2019-09-27
        27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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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學習時報》作者:黃珊

          1928年,反動派四處鎮壓革命,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革命處于低潮時期。即便如此,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中國大地依然閃耀著星星之火,無數共產黨員前赴后繼,奮不顧身為革命而斗爭。

          在莫斯科,黨的六大順利召開,對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使中國革命形勢出現恢復和發展的局面。在井岡山根據地,毛澤東、朱德成功會師,紅四軍成立,開辟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井岡山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它的發展壯大,代表了中國革命發展的正確方向,給革命帶來了未來和希望,推動了革命燎原之勢的早日到來。

        (一)

          蔣介石叛變革命后,徹底暴露了反動本質,實行白色恐怖。1928年1月4日,下野的蔣介石再次上臺,從上海抵達南京“主持大計”,9日正式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緊接著,2月2日又擔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擁有實權的職務,獨攬國民黨黨政軍大權。此時的蔣介石變本加厲,實施獨裁統治和國民黨一黨專制,四處鎮壓革命,完全背棄了民主和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中國陷入一片黑暗之中,魯迅哀嘆道:“1928年,民國沒有了,我們只是民國遺民。”

          然而,革命的火種并沒有熄滅,無數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了推翻專制獨裁統治、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家而不懈奮戰。

          1928年1月,南昌起義部隊余部由朱德和陳毅率領,從粵北轉移到湘南地區。1月12日,部隊進入湖南省宜章縣城。次日,宜章年關暴動取得成功。1月13日,在宜章北門廣場召開了祝捷大會,朱德莊嚴宣告:他們是為工農大眾利益奮斗犧牲的工農革命軍。起義后25天,正式成立了湘南第一個革命政權——宜章蘇維埃政府。隨后,又迅速組建了工會、農會。在這里,紅旗高高地舉起來了,建立了一個新世界。

          南昌起義另一余部在賀龍的領導下深入湘鄂西繼續戰斗。1月19日,賀龍一行乘船到達監利縣。在這里,賀龍帶領部隊為民除害,除掉大土豪李振濤,振奮了群眾的情緒。另外,彭公達帶領黃葉崗的地下武裝,乘機襲擊了駐扎在盤塘的國民黨團防大隊,大獲全勝。

          在毛澤東領導下建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也是一片熱火朝天。自從秋收起義舉起工農革命軍第一面軍旗以來,武裝斗爭的烈火迅速燃遍了湘東贛西的遼闊土地。1月5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團攻占遂川縣城,建立了中共遂川縣委和工農兵政府。為抵御嚴寒,戰士們晚上宿營時從農民家借來門板和稻草打地鋪睡覺,但是有人沒有主動歸還。毛澤東很快就注意到這個問題,1月25日,在遂川縣李家坪第一次宣布了“六大注意”,前兩條便是“還鋪草”“還門板”。這樣一來,加上毛澤東上井岡山時宣布的“三條紀律”,逐步形成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成為人民軍隊的行為準則和優良傳統。

        (二)

          國民黨反動派向共產黨員展開了殘酷的殺戮。一時間,中國大地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無數共產黨員倒在屠刀之下,用鮮血譜寫了一曲曲氣壯山河的英雄之歌。

          夏明翰就是倒在敵人屠刀下的一名共產黨員。1921年,夏明翰經毛澤東、何叔衡介紹加入共產黨。從此,他樹立了堅定的革命信念,為革命事業四處奔走。1928年1月,夏明翰奉命到湖北省委擔任領導工作。此時,整個武漢都被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夏明翰臨行前就意識到此行兇多吉少,特意買來一顆紅珠贈予妻子,并留下一首明志詩:“我贈紅珠如贈心,但愿君心似我心。善撫幼女繼吾志,嚴峻考驗不變心。”后來的事實證明,夏明翰在嚴峻考驗面前真正做到了“不變心”。3月18日,由于叛徒出賣,夏明翰不幸被捕。敵人用遍了所有的伎倆,卻始終沒有動搖夏明翰的革命意志。行刑之前,敵人還不死心,以為死亡能讓夏明翰屈服,就問他還有什么話要說。夏明翰義正詞嚴地大聲道:“有,給我拿紙筆來!”于是,揮筆寫下就義詩:“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夏明翰為了革命理想獻出了年僅28歲的生命,彰顯了共產黨員“永不變心”的錚錚鐵骨。

          杰出的共產主義女戰士向警予,也在1928年含笑就義,她和夏明翰都犧牲在漢口余記里。早在1922年,向警予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黨的早期領導人之一。汪精衛發動反革命政變后,黨組織由公開轉入地下。向警予不顧危險,擔任中共湖北省委機關報《大江》主筆,堅持秘密工作,給工人們極大的鼓舞。1928年3月,由于叛徒出賣,向警予不幸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在敵人嚴刑拷打下,她大義凜然,嚴守黨的秘密。同年5月1日,向警予慷慨就義,年僅33歲。在就義之前,向警予為獄友留下遺言:“人都應該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時候,只有勇敢的犧牲自己。人總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慷慷慨慨。”道出了一位女共產黨員的浩然正氣。

          周文雍和陳鐵軍都是共產黨員,他們為了革命假扮夫妻,又為了革命獻出生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們在刑場上拍了一張結婚照,舉行了最簡短、最悲壯的婚禮。國民黨反動派在廣州發動“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殺,時任中共廣州市委組織部部長兼工委書記的周文雍也在被通緝名單之列。黨組織根據形勢的變化,命令周文雍與陳鐵軍假扮夫妻,建立一個秘密的“新家”。周文雍在陳鐵軍的協助下,很快恢復了廣州黨和工會領導機關。就在周文雍剛剛打開廣州工作局面的時候,由于叛徒告密,他和陳鐵軍于1928年1月27日同時被捕,這一天正好是農歷正月初五,本應該合家歡慶的日子,他們卻被打入敵人的死牢。先是重金高官的利誘,再是慘無人道的酷刑,絲毫都沒有動搖他們的革命意志。周文雍在獄中寫下了著名的絕筆詩:“頭可斷,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滅。壯士頭顱為黨落,好漢身軀為群裂。”刑前,敵人讓他們提出最后的要求,周文雍說要和妻子合影。就這樣,敵人把攝影師帶到監獄中,為兩人拍下了獄中結婚照。照片中的兩個年輕人緊密依偎,透露著愛情的甜蜜與溫存;神情從容,顯露出革命的堅定與無畏。2月6日,他們在紅花崗英勇就義。此時,周文雍年僅23歲,陳鐵軍年僅24歲。他們在刑場上舉行了一場鮮血染就的婚禮,譜寫了一曲共產黨人的愛情之歌。

          正是無數個像夏明翰、向警予、周文雍、陳鐵軍一樣的共產黨人在危難時刻堅持斗爭,用鮮血和生命詮釋了中國共產黨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保守了黨的秘密,保存了革命的火種,延續了革命的精神。

        (三)

          中國共產黨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就是1928年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開的中共六大。此時的中國,被反動派掀起的血雨腥風所籠罩,在國內難以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召開全國代表大會。

          不計其數的共產黨人犧牲在屠刀之下,以致中共六大召開時,無法統計全國黨員人數。

          嚴酷的事實表明:中國革命已經進入低潮,反革命力量大大超過了黨所領導的革命力量,中國共產黨面臨著被敵人瓦解和消滅的嚴重危險。面對這種險惡的環境,敢不敢革命?怎么革命?這兩個根本性的問題擺在了中國共產黨面前。然而,此時的中國共產黨還處于幼年階段,政治上還不夠成熟,對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前途等重大問題還認識得不夠深刻,在黨的內部仍然存在著分歧和爭論。缺少正確思想和理論的指導,中國革命陷入了迷茫之中。

          中國共產黨迫切需要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盡快在思想和理論上為中國革命找到正確的方向。經報請共產國際同意,中共中央決定在莫斯科召開黨的六大。

        位于莫斯科近郊五一村的中共六大會址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黨的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前往莫斯科的道路大都被敵人控制著,他們在交通要塞布滿了哨兵、警察、暗探進行盤查。各地的中共代表,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冒著生命危險,沖破重重險阻,遠涉萬里抵達莫斯科。

          周恩來和鄧穎超在這次前往莫斯科的路上就遭遇了險情。據鄧穎超1985年回憶:1928年5月,她與周恩來二人扮成古董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輪船去大連。為了安全起見,組織上為二人訂了頭等艙。但是,由于出發匆忙,沒來得及拿組織上準備的好衣服,只好穿著日常衣服上船,這和頭等艙的闊人身份很不相稱,難免引起別人的注意。船停靠青島時,二人趕緊上岸買了幾套華麗衣服。不過,出于對時事的關注,二人習慣性地買了許多報紙。這不太符合商人的習慣,引起了船上暗探們的懷疑。到大連準備上岸時,二人遭到駐大連日本水上警察的盤查。他們將周恩來帶回了警察廳,足足又盤問了2個多小時。周恩來沉著應答,警察暗探們沒有找出破綻,將他放回,但還沒有消除疑慮。隨后,二人乘火車到長春,途中日本便衣警察一路跟蹤。幸虧周恩來巧妙周旋,終于應付過去,安全到達哈爾濱,然后乘車到達滿洲里,經蘇聯人幫助越過國境抵達莫斯科。對于50多年前發生的這段危險經歷,鄧穎超記憶猶新,足見當時的險惡情境。

          一些女代表也克服重重困難遠赴莫斯科。羅亦農的夫人李文宜回憶:5月中旬,新婚丈夫羅亦農剛剛遇害,她心情極度悲傷,接到會議通知后,她強忍內心的悲痛,與楊之華和其女獨伊從上海出發前往莫斯科。她們先乘坐一艘貨船到大連。在船上,她們住在底層的貨倉里,空氣十分污濁。李文宜暈船,一動就吐,只好躺著不動,再加上心情不好,一天到晚也吃不下東西。在楊之華的勸說下,李文宜勉強進食。下船后,她們又改乘火車經南滿鐵路和中東鐵路繼續北上。到哈爾濱、滿洲里時,都有組織負責人來接頭。為了安全考慮,組織上要求李文宜和楊之華二人分開,各自喬裝成東北農村婦女,與接頭人配成假夫妻,一路風餐露宿,終于平安到達。

          歷時一個多月,代表們歷經千辛萬苦,大都安全抵達莫斯科。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選舉權的代表84人。會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職工運動報告,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作《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政治報告和關于政治報告的結論。

          黨的六大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深遠。這次大會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有關中國革命存在嚴重爭論的一系列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它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第一,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明確指出中國仍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第二,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革命處于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

          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基本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對克服黨內仍然存在的濃厚的“左”傾情緒,擺脫被動局面,實現工作的轉變,對中國革命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總的來說,黨的六大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此后的兩年,全黨貫徹執行六大路線,恢復和重建黨的組織,領導開展群眾斗爭,使革命出現恢復和發展的局面。

          黨的六大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受到共產國際選拔干部片面強調工人成分的影響,曾為武漢碼頭工人的向忠發被選為黨的最高負責人。但他并沒有領導能力,無法在中央起主導作用。事實上,在這以后一段時間內,黨的實際負責人是周恩來。

          這段時間,毛澤東正在井岡山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沒有參與黨的六大的籌備活動,也沒有出席這次會議。雖然缺席黨的六大,毛澤東仍然當選為中央委員,在23名中央委員中排第12位。

        (四)

          大革命失敗后,在全黨尋找中國革命道路而進行的艱苦探索中,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進行創建革命根據地、開展工農武裝割據的斗爭,代表了中國革命發展的正確方向。

          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時,毛澤東就十分重視黨組織的恢復、整頓與發展。2月,先后成立寧岡、永新、茶陵、遂川四個縣委和酃縣特別區委,蓮花縣也開始建立黨的組織。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十分重視軍隊的建設。4月,他總結部隊做群眾工作的經驗,規定部隊必須執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這些規定對于加強人民軍隊建設、正確處理軍隊內部的關系特別是軍民之間的關系、瓦解敵軍等,都起了重大作用。

          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和湘南起義農軍1萬余人陸續轉移到井岡山地區,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在寧岡礱市會師。朱毛勝利會師,使南昌起義軍余部有了可靠的落腳點,井岡山根據地如虎添翼,對紅軍的創建和發展以及井岡山的武裝割據,都有重大意義。

          兩支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此后不久,按中共中央規定,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稱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從此,中國歷史上就有了威震天下的“朱毛紅軍”,對建立和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推動全國革命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5月,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寧岡茅坪召開。會議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湘贛邊界特委,統一領導湘贛邊界紅軍和根據地的革命斗爭。這時,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戰爭暫時停息,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向井岡山根據地發動“進剿”。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下,國民黨軍的二、三、四次“進剿”都被打破。毛澤東、朱德總結井岡山工農革命軍和游擊隊的作戰經驗,提出了著名的游擊戰“十六字訣”,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通俗易懂的“十六字訣”,是從中國革命戰爭實際中概括出來的游擊戰術的基本原則,在革命戰爭史上創造了奇跡,使敵人陷入人民游擊戰爭的包圍之中。

          6月,龍源口大捷之后,井岡山根據地達到全盛時期,面積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多萬。

          7月中旬,國民黨軍向井岡山發動“會剿”。此時,紅軍主力在外,敵強我弱。紅四軍三十一團團長朱云卿巧妙指揮戰斗,以不足一個營的兵力擊退了國軍四個團的輪番進攻。最后,以僅有的一門迫擊炮打中湘軍指揮部,使敵軍慌忙撤退。這就是土地革命戰爭中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黃洋界大捷。

          紅軍主力返回井岡山后,一連打了幾個勝仗,收復了邊界的大部分地區,粉碎了敵軍發起的“會剿”,使根據地得以鞏固和發展。

          10月,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大會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總結了湘贛邊斗爭的經驗,初步回答了中國革命的具體道路問題。這個決議中的一部分內容是《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后來,毛澤東對此作了文字修改,并把標題改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在這篇重要文章中,毛澤東指明了在反動統治薄弱的農村積聚力量,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取得全國政權的道路。這是毛澤東思想開始形成的一個標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里程碑。

          11月6日,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召開擴大會議,根據中共中央6月4日指示信,組成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四軍前敵委員會。11月25日,毛澤東為紅四軍前委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后來,毛澤東親自將這一報告的題目改為《井岡山的斗爭》。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的基礎上,這篇文章是毛澤東思想形成過程中的光輝篇章,更加系統地闡述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并提出了“割據地區的擴大采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這一重要的戰略思想。

          12月,毛澤東在井岡山主持制定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廣大農民以革命的形式獲得土地的權利。邊界各縣掀起了分田高潮,窮苦農民分得了土地,改變了受剝削受壓迫的命運,充分認識到紅軍是為他們的利益而奮斗的,從各個方面全力支持紅軍。

          在全國革命處于低潮的時候,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燃起了星星之火,使革命看到了希望,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地武裝起義樹立了榜樣,提供了比較完整的經驗,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最為可貴的是,毛澤東在斗爭實踐中對中國革命道路進行了理論思考和總結,逐步形成毛澤東思想,指引中國革命從低潮走向高潮,從挫折走向勝利。

        (責編:畢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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